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、社、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。毛泽东指出，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。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，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。
毛泽东指出：
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，否则是国民党作风。对群众没有感情，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，不顾群众死活，不了解情况，不听群众的话，也不听上边的话，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。
谈到干部问题时，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。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、按劳分配、价值法则、等价交换说清楚。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，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，对干部进行教育。
毛泽东指出：
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、舆论准备的。我们对搞社会主义、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、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，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，缺乏研究。
毛泽东到达杭州时，浙江调查组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。
1961年2月6日，田家英在杭州刘庄向毛泽东汇报两个队的调查情况。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、霍士廉，林乎加、李丰平和薛驹等。
田家英着重谈和合生产队的情况，从历史到现状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，并阐述了“五风”带来的危害，尤其是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，属富庶的鱼米之乡，水稻亩产由通常的600多斤，到1960年减至291斤，而上报亩产达2400多斤。
这些数字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的心，他静静地听着，深深地吸着烟，边听边思索。
1961年2月8日，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，除江华、林乎加之外，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。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，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。
毛泽东开头就问：“有没有希望？整好社，去掉‘五风’，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？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，是天灾，是人祸？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，主要是‘五风’瞎指挥，要去掉这些因素，恢复大概要两三年。”
毛泽东又问：“退赔，有没有决心？”
林乎加答：“决心退赔，破产退赔，哪一级决定的，哪一级负责。”
毛泽东说：“这个办法好，谁决定的，谁负责赔。问题是中央、省、地、县有没有决心。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，地、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。地、县有了决心，即使有些公社、生产队没有搞好，也是时间问题。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，等价交换，不能剥夺农民。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，哪里讲过剥夺农民。”
江华说，这种思想是反动的。
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：“是的，是最反动的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，而是破坏社会主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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