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如左拉等人所论及的，病残使残疾人处境困难，他的世界与残障之前不一样了。别人对他的反应十分复杂，包括从迟钝的疏忽，到令人难堪地过分关心。一般人、家人或医疗专业人员很少能站在残障者的立场看待他们。他们期许他努力“掩饰”、“得过且过”或正常化他的处境。保罗·森萨堡夫的脑部创伤使他丧失了部分日常生活的技能，但他也为自己开辟了一个世界。就像他常常告诉我的：“我是个成年人，我和别人一样。我会照料自己。”在他看来，他的那个世界最要紧的事，是他需要“像其他人一样”，不被看作不正常，不要成为笑柄，不要被拒绝或者被认为不近人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医生的任务应该是努力理解那个世界的界限和可能性，用医生的术语对病残患者的需要和潜力作出反应，并尽他所能避免使患者觉得自己像个傻瓜，或者不是完整的人。
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每周会见保罗·森萨堡夫四十五分钟。我记得只有一次，我们的交谈远远超出了固定的问题范围。那些回答是他用剩余的记忆长时间努力的结果，他一边复述一边品味，似乎这些回答是他送给我的礼物。在一月份的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我乘坐的火车因大雪而延误了，当我终于到达时，候诊室里坐满了前来就诊的患者，保罗已经等了数小时。我竭力为自己说明迟到的理由，然后把保罗带进会诊室。我向他致歉，并向他解释由于时间有限，那么多患者在等待，我只能与他谈几分钟。他似乎不能理解。我唐突的态度和缩短预定的时间伤害了他，他试图告诉我，这个面谈是他每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他以极愉快的心情等待着的活动，他的一周生活都围绕着它来安排。而且，他有一件特殊的事要告诉我：他又遭抢劫了。他说的时候显得那么骄傲，以至于我起先不相信这事真的发生在他身上。我以为这可能是他在电视里看到的，或者是梦见的，抑或是幻想出来的。最后当我弄明白时，我告诉他，必须等下星期会见再说了，这次没时间。
他看来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像个失望的小孩。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护士不断来提醒，说又有些患者必须马上见我。我仍觉得不能让保罗就这么难过地离去，于是，我向他解释我的难处。对此，他说了以下这段话：
没关系，克莱曼医生。我已经习惯这样了。我只是个小人物。我几乎已不能算是成年人了。我知道真相（这时，局促不安的笑容从他脸上消失，他开始哭泣）。我这里，不完整，像他们所说的，我是半个脑袋，是不是？对我来说，这个世界太快，对不对？人们太大了，他们生气时会伤害你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说，这实在是个太危险的地方。也许我应该住进一个家中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一个适合像我这样的人的家。
